牌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古代徽州人的精神寄托，不仅地位显赫富可敌国者能够通过牌楼得到表彰进而光宗耀祖，即使是平民的善举或是一生的坚持也能够换来旌表，名垂史册。而在这背后宗祠文化的作用是明显的。徽州是礼仪之邦，文化气息浓厚，人们聚族而居的形式背后便是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化保障体系。

徽州样式的景区大门石牌坊、村口石牌楼图片样式徽州石牌楼

在这个体系内，善举与道德楷模不仅能够得到表彰宣扬，还能够因此获得物质鼓励。而反观徽州地区居全国之冠的贞节牌坊，联系到数以万计孤儿寡母生计的维持，也不能不思考在这其中宗祠石牌楼所起到的作用。

徽式石牌楼

  以棠樾为例，作为当地大族的鲍氏以宗族的名义设置有棠樾鲍氏“世孝祠”的石牌楼式门资助贫困族人的“义田”，在乾隆年间，根据不同的基本情况分别有“体源户”，置以田七百余亩，塘十亩，地二十亩;“敦本户”，置田五百亩，塘、地若干亩，后又设“节俭户”，置田一百亩等等。 上述田地的收成要有相当部分是作为租税交给族内的，由宗祠负责收租，将以租税形式收缴的粮食作为积累以待收成不佳时对族人加以接济。同时其族内按宗谱另有规定，“四穷”即“鳏寡孤独”者能够按时得到族内救济的粮食以维持正常的生活。

    另外，值得特殊说明的是，徽州地区由于成年男性大多外出经商，留守本地的妇女数量较多，同时由于外出经商的高风险，也在徽州地区造就了一批特殊的社会群体:孤寡妇孺。这部分社会成员劳动能力差，在社会.上也处于弱势，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些人出于生活.上的困难往往会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结构失衡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依托于宗祠文化的影响力，徽州地区甚至出现了全国罕见的女祠，即棠樾的清懿堂，祠堂拥有用地，用以解决族中孤寡守节妇女的基本生活，也对守节(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妇女在物质上给予支持。在徽州地区，宗族利用自身的凝聚力，以宗祠为中心，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救济体系，同时还有平价收购粮食储备以待年景不好时平价出售的调节系统。这种方式可以看作是封建统治阶级设置平仓、义仓、惠民仓，利用平籴、平粜这样的方式调节民生的延续。由此可见宗祠文化事实上使得徽州的宗族成为了与完整封建国家的运作体制相似，但是又具有一定人文关怀的相对独立的体系。

宗祠文化在现实中还体现在其凝聚人心的作用。人口史学者何炳棣考证，徽州地区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持续期间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至不足原来的一半“贼退之后，以疾疫亡十之六七”。在整个徽州府经过太平天国战争过后受到了巨大损失之后，将剩余人口重新凝聚起来，重新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仍旧要依靠宗祠的力量。在这一点上，胡适的父亲胡传曾在自传中有所记录: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社会逐渐恢复稳定，在此时胡传被族人推选负责统计族人，走访与调查持续了数月，到冬至时统计，原有的六千多族人仅剩一千余人，死亡与下落不明者达到了五分之四。而在战争刚刚结束就调查统计族中的人数，目的便是以按照人头摊派的形式募集重新修建宗祠的费用。在战祸刚刚平息，人人自顾不暇之际，百姓首先想到的便是重建祠堂，可见宗祠文化在徽州人心目中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与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而事实上，从徽州地区宗祠与石牌楼的共存，也不难看出石牌楼在这种作用的强化中扮演了自己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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